【内容摘要】《实践论》、《矛盾论》是哲学论著中两部重要的代表作，是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思想的理论基础。本文从创作背景和理论来源的角度分析“两论”，以便全面研究“两论”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实践论 矛盾论 创作背景 理论来源
《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哲学论著中两部重要的代表作，是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思想的理论基础。“两论”是经典的理论哲学作品，标志着从一名普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一跃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它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合理的扬弃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本文从创作背景和理论来源的角度分析“两论”，以便全面研究“两论”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一、“两论”的创作背景
“两论”是1937年4月至7月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时所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部分章节。《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是7月份讲授的；《矛盾论》则是第三章的第一节，是8月份讲授的。“两论”在抗大讲完之后，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将整个讲课提纲进行了整理，经同意，以《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形式印发。目前保存最早的是1937年9月的油印本。“两论”部分结构内容较为完整，基本上形成独立论文，因而又以单行本形式油印出版，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就已经广泛流传。
“两论”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并非偶然，其产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成立起来的，成立伊始既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下表现出来了卓绝的英勇奋斗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既无充分的理论准备，又无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且对于革命斗争中敌我友诸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及扑朔迷离的变化势态也缺乏正确的策略和应变能力。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出现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为了挽救我党、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同志在党中央及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左右倾的错误路线还没有及时地批判，其不良影响还严重存在着。当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又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复杂势态中，国内外各种矛盾相继产生，各种政治力量尖锐斗争。面对这种情况，以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能不着手批判过去的错误路线，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教育全党、统一全党的认识，迎接新的革命形势。
首先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批判左右倾主义的错误，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如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做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作的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但是，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要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只批判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左右倾主义的不良影响，必须要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清算。“两论”便是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教育党员，提高全党的理论认识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的工作水平。发表“两论”时的题解明确指出“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矛盾论》是“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两论”经本人亲自修改后重新发表。《实践论》发表在1950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收于《选集》第一卷中；《矛盾论》发表在1952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收于《选集》第二卷中。1991年《选集》再版时将《矛盾论》收于第一卷末篇。
同“两论”初创背景一样，“两论”在50年代初重新发表时所作修改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编辑出版《选集》的需要，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建国初期形势的需要。其一，它为在建国初期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特别是哲学理论学习运动提供学习文献。其二，它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实际工作中依然存在的主观主义倾向，特别是教条主义倾向提供思想武器。其三，它为新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研究和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两论”的理论来源
马列著作是“两论”理论的直接来源。一贯重视对马列著作的学习，自1920年第一次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就一直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学习马列著作。在大革命时期，已经直接或间接阅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部分章节的内容。在土地革命时期，能够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对得到的马列书籍很珍惜并反复阅读。据刘英与吴黎平的回忆，在长征途中一直携带并反复读过的马列著作有：《反杜林论》、《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甚至生病躺在担架上也在读这些书籍。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收集了大量马列著作，其中有《资本论》、《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马列著作并写下了数以万计的心得、札记和批注，其中许多就是写作“两论”的直接准备。
《实践论》中直接用了马列著作的九条引文，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列宁的《怎么办？》，从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各引用了一条。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一书摘要》中各引用了三条，这些引文主要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人的认识来源、发展过程、真理的两重性和检验真理标准的论述，既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首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又强调了认识发展过程的辩证法。《矛盾论》中直接用了马列著作的十五条引文，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从《黑格尔一书摘要》、《共产主义》、《黑格尔第一卷一书摘要》、《再论工会、时局及托洛茨基、布哈林之错误》、《怎么办？》、《对布哈林一书的评论》中各引用了一条，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引用了两条，从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引用了六条。这些引文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运动观、矛盾观、发展观、联系观的论述，在《矛盾论》中融合吸收了他们的观点，并将其充分地发挥。
中国传统哲学也是“两论”的思想来源。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在小学时代就熟读“四书”、“五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执著的追求。青年时代在长沙读书期间，阅读了《史记》、《汉书》、《唐书》等，的一生中，都保持着对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及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
《实践论》阐明了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的问题。中国历代哲学家都使用知行范畴来讨论认识的问题，并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认识论体系。孔子、孟子、朱熹等人先后主张知先行后的唯心论，孔子提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孟子提出“人之能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行为后”，主张用直观、玄想以致知行理。与此相反，墨子、荀子、王夫之等人主张行先知后的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墨子认为“是与天下之所以察之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荀子认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於行之而止矣”，王夫之认为“行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行”。在《矛盾论》中批判了“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唯心主义思想，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家关于知行关系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科学地阐明了知和行的关系。正如本人所说：“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的问题，特别是知行关系的问题，只有到了《实践论》才讲清楚了。
《矛盾论》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我国哲学家很早就提出了矛盾范畴，用矛盾范畴来表述客观事物的矛盾关系，并且还试图用矛盾的观点来研究和解决自然、社会和人生关系的问题。《易经》曾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曾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先后相随”，王安石、叶适等人还从时间、过程等方面进一步阐述了矛盾的普遍存在性。我国古代哲学家还朴素地提出了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道理：“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天下之势，循则极，极则反”，“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而后能有所定”。我国古代哲学家对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之间的关系也作了一定的论述，“两不立则一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成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合二而一者，为分一为二所固有”。我国古代哲学家对矛盾普遍存在性、矛盾共性、个性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性、矛盾双方相互转化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等问题都作了朴素的论述，其中有合理性思想，也有局限性或糟粕思想。继承了我国古代哲学关于矛盾普遍存在的合理思想，科学界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哲学关于矛盾双方主次有别的合理思想，批判了矛盾双方地位固定不变的错误思想，全面地阐释了矛盾特殊性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哲学关于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合理思想，摒弃了忽视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行和对事物发展加以限制的错误思想，阐释了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矛盾精髓问题；继承了我国古代哲学关于矛盾斗争性的合理思想，摒弃了循环论的错误思想，揭示了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尽管《实践论》、《矛盾论》产生于70多年前，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针对的主要问题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很大不同，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和降低其科学价值，“两论”所蕴涵的哲学理论对当代中国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如果不能正确把握“两论”的创作背景和理论来源，就不能真正理解其价值，就不能真正了解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也就不能对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应该珍视这一科学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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